導語
提起香港電影的拓荒者，人們自然會想到黎民偉和黎北海。然而除黎氏兄弟這兩座豐碑外，香港影壇還有一些不能被遺忘的先驅，他們同樣在香港電影的初創時期留下了拓荒的腳步，如關文清、梁少波、黃仲文等。其中關文清作為香港影界第一個在海外學成歸來的電影專業人士，更是對襁褓時期的香港電影工業和美學兩個層面的拓展做出了較大貢獻。另一方面，關文清的電影觀念和黎氏兄弟相同，總體上也是以影劇來愛國救民、啟發民智，並以此寫就了一個愛國文人的影藝人生。
1894-1928
1910年，關文清去香港讀英文。翌年，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古蓮李受美國工會之託，到中國內地和香港招收100名留美學生，關文清被錄取到加州大學攻讀英文。隨後，關文清對新興的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產生了學習電影的念頭，1915年，他為了學習和掌握電影藝術知識，到洛杉磯影城好萊塢當臨時演員。儘管當時的好萊塢還處於草創時期，但關文清畢竟接受了正規的電影啟蒙，並參與了影片《殘花淚》的攝製。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後，關文清考入了美國加州電影學院深造，主攻編導，並旁及有關電影拍攝的其他課程，接受了系統的電影專業教育。1920年，學成歸國後的關文清，欲在內地發展電影事業，他先在南通創辦電影公司，失敗後又與山東人王長泰往南京師範學堂拍攝第一部紀錄片《全國師範培訓班》，該片反映全國師範學校校長培訓的情況，拍成後在全國各地演出，對我國師範教育起了一定的宣傳和促進作用。1921年，關文清出任廣州嶺南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並開始研究中國文學。這期間關文清雖然也參與了一些電影工作，但在電影方面有所作為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直到1923年黎氏兄弟在香港創辦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關文清才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1921年，拍完香港第一部影片《莊子試妻》（1913）後沉寂數年的黎民偉開始有了大的舉措，他拿出了經商盈利的全部資金，並得到了兩位兄長黎北海和黎海山的資助，籌資5萬港元在香港建成新世界戲院，試圖為今後拍攝的電影找尋穩定的放映途徑。1922年黎民偉又招股集資，加上原有的資金共籌得50萬港元準備建立自己的製片公司。1923年5月14日，黎氏兄弟在香港銅鑼灣成立了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黎民偉任總經理，黎北海任經理，羅永祥任技術主任。關文清被黎民偉聘為顧問，具體指導“香港民新”的影片拍攝。關文清在“香港民新”的主要電影活動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擔任民新演員養成所的教員，培養了香港第一批電影演藝人員。蓋因黎民偉是同盟會成員和他拒絕向港英當局有關部門行賄等原因，在拍攝了一系列紀錄片後，“香港民新”在香港的片場用地仍未得到香港工務局的批覆，1924年，“香港民新”只好在廣州西關多寶坊建立片場，準備拍攝故事片，並開設了民新演員養成所，培養演技人才。第一期演員養成所共招收30名學員，由關文清、梁少波、黎北海等人任教，經過短期培訓，全體學員參加了“香港民新”影片的攝製。其二，關文清參與了香港第一部長故事片《胭脂》（1925）的攝製。這部改編自《聊齋志異》中同名小說的影片開拍於1924年10月，由黎北海編導，羅永祥攝影，黎民偉、林楚楚等主演。因市場需要，影片拍攝成時裝片，即影片中人物不著古裝而全著民初服裝。關文清負責全片的化妝，因為當時只有在美國科班出身的他才懂得如何化妝。
關文清在“香港民新”雖主要擔當藝術層面的指導，但對其工業層面也頗為關注，他在《中國銀壇外史》一書中便有對“香港民新”的工業層面分析。“香港民新”這個香港電影史上第一個較大規模的製片機構在攝製完成《胭脂》後不久就宣告結束，1925年10月，黎民偉“承民新董事局授權，攜一部分機件往上海”，於1926年2月組建了“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片場用地遲遲得不到批覆、省港大罷工等外素直接導致了“香港民新”的衰亡，但關文清卻從公司的內部管理入手，深刻剖析出了其衰亡的內因：
“民新公司拍了《胭脂》後，便沒有資本拍第二部。因初時沒有經驗，沒有預算，而機械主任羅永祥的好高騖遠個性作祟，訂購的器材，樣樣要多要好，把大部分的資本，用去購器材。單是化妝品也買了數千元。而那時的‘面蠟’（Face paint）還是舞台用的‘密士法陀’（Max Factor），電影專用化妝品尚未發明，結果過了幾年，那幾千元的化妝品變為廢物！至於水銀燈，則花了五萬多元，八座‘橫光’燈，八座‘頂光’燈，足夠兩組使用。那些水銀燈笨重非常，每座數千斤，要兩名燈工，方能推動……因此，炭精燈便應運而生。炭精燈的好處，是輕便而製造易，每盞只三四十斤，成本不過一百幾十。此後便沒人用水銀燈而被淘汰了”
關文清同時認為，“香港民新”拍攝過多政治色彩較濃的紀錄片，也是其衰亡的內因之一：“民新公司在廣州歷年所拍的紀錄片和新聞片，是沒有市場的，除賣了幾本給鮑羅庭（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蘇聯顧問）外，其餘都是貯在片倉……其實政府或國民黨黨部從來沒有費用津貼過。”毋庸置疑，關文清這些對“香港民新”不符合商業市場經營理念的分析，對以後香港電影工業的良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1925年，香港工人開始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正義省港大罷工，翌年，罷工以香港工人的勝利而告終。但時局的突變也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香港電影工業中途夭折。在此期間，一些大型的製片企業遷往內地，“香港民新”遷到了上海，其他大批剛成立不久的中小型製片企業如“大漢”、“兩儀”、“四匙”等被迫關張。部分香港影人也都到內地發展，關文清也離開香港赴廣州創辦南越影片公司，出品了《添丁發財》（1925）等影片。在此期間，他還數度涉洋赴歐、美考察影片，購置新影機，進行宣傳、籌款工作。1926年，關文清應聘出任美國東方影業公司英文獨幕劇《太子求劍》編導。該劇由山東人劉玉清主演，在舊金山市排演一個月後，連同該公司在中國拍攝的遊歷片《中國人之中國》首次在美國首都戲院演出，繼而在美國各埠上演。1927年，受美國米高梅影片公司之聘，關文清任《吳先生》一片顧問。
1928年，關文清在舊金山市遇見從家鄉赴美為開平中學籌款的國民大學校長吳在民。二人談及美國利用電影輔助教育的優點，關文清頗為觸動，他即帶了多部教育片與吳在民回國，在開平赤坎鎮開辦電影社，將所攜影片在赤坎及各鄉、各中學放映；同時在開平中學任英文教師，並在赤坎鎮衙前街創辦關文清英文學校，為家鄉的教育事業出錢出力，彰顯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
1929-1940
1920年代末，在黎北海等人的努力下，香港電影工業開始復甦。1930年，院線商羅明佑創立了大型的製片機構——聯華影業公司，並將其總部設在香港，香港電影工業迎來了新的發展。關文清應邀擔任聯華第三廠（又稱“聯華港廠”）的編導。1931年，欲圖全力發展內地業務的“聯華”，將其主要業務逐漸轉到了上海，其管理中樞也從香港移到了上海，關文清則繼續留在香港的“聯華港廠”。在黎北海任廠長的“聯華港廠”，關文清作為主要教員，協助黎北海開設了兩期演員養成所，講授編劇、導演、表演、攝影、化妝等課程，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影劇演藝人才，如李鐵、黃岱、石友於、胡藝星、唐醒圖、葉仁甫等，他們均成為香港早期電影的中堅力量。
在“聯華港廠”期間，關文清執導了多部默片，其中1931年11月該廠推出的創業作《鐵骨蘭心》便出自關文清之手。這部標榜“打倒階級制度，提倡自由平等”的影片既體現出了黎北海、關文清等人的藝術創作觀念，亦反映了同期眾多內地同類題材的影片對香港電影創作的影響，同時它也是之後一個時期內香港電影描摹的一貫主題。關文清還在“聯華港廠”執導了香港第一部偵探片《夜半槍聲》（1932），影片表現一名富人被殺後，警方偵破殺人真兇的過程，運用偵探的形式，表現了警世的主題。“寫倫理之愛，父子親情，頗是動人天性，動人情思，發人深省，扣人心弦，令人驚駭，結局卻出乎意料之外。”之後關文清再為“聯華港廠”執導影片《暗室明珠》（1932），講述兩位重孝道的兄弟為尋找母親鍾愛的一顆祖傳寶珠而備嘗艱辛的故事。影片集偵探、驚險、滑稽、俠義於一體，是香港最早的複合類型片。
“聯華港廠”在拍攝了四部故事片以及少量新聞紀錄片和科教短片後，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1932年底便告結束。之後，關文清受“聯華”總經理羅明佑之委託，攜該公司拍攝的紀錄片《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前往美國、加拿大公映，並在海外招股，募集資金。美、加華僑從報上看到《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在舊金山市公映的訊息，紛紛以函電詢問能否租到該片放映。關文清旨在宣傳中國軍隊的抗敵精神，一洗從前“不抵抗主義”的恥辱，就不拘租片代價，不計個人勞累，從舊金山攜片出發，先後到洛杉磯、聖地亞哥、芝加哥、華盛頓、紐約、波士頓，繼而過加拿大渥太華、多倫多等城市，又橫過西岸之溫哥華、域多利，再折回美國，並繼續南下，行程數萬里，到過數十個城市。凡超過二百僑胞的商埠，他都在那裡放映和演講宣傳。美、加華僑看到抗敵勝利的影片，熱淚縱橫；聽到抗敵勝利的訊息，更是手舞足蹈，奔走相告，並紛紛將積攢的血汗錢寄回祖國，慰勞為祖國英勇奮戰的將士。
關文清到達舊金山時，行裝未卸，便有一青年慕名來旅店求見，這青年就是該埠的華僑領袖、舊金山中華會館的董事兼司庫趙俊堯的兒子趙樹燊。趙樹燊醉心於電影，其父曾認股3000美元，讓他在當時舊金山的一個華人製片商攝製的影片《王寶釧》中出任攝影的布景助手，該片最後在美國賠了個精光。但趙樹燊的電影夢並未就此破滅，請求關文清協助他，在電影事業有所作為。關文清覺得他是個有志於電影事業的青年，又學得一點攝影和布景的技術，是個“天送來”的助手，便答應協助他，並請他首先協助自己搞好這次抗戰宣傳。由於得到趙樹燊的幫助，租場地、租影機、登廣告等籌備工作很快辦妥，而放映員則由趙樹燊擔任，減少了一大筆開支。趙樹燊要求關文清協助他成立電影公司，兩人商量公司用什麼名，關文清略作考慮，便提出用“大觀聲片公司”。因為這件事情，是在舊金山的大觀旅館相識而發起的，旅店老闆劉棣華為支持抗戰宣傳贊助一間房作辦事處，不取分文，以此命名亦是對他功績的紀念。在討論拍什麼片的時候，關文清認為美洲和南洋的華僑，多數是廣東人，連同兩廣及港澳地區喜歡看粵語片的人口有幾千萬，若能製成第一部粵語片，一定大有發展前途。旅店老闆劉棣華也認為新奇的東西一定受歡迎。於是這一製片方案便決定下來。關文清和趙樹燊最初商定請粵劇名伶馬師曾或薛覺主演，豈料馬師曾因離美返港不能相助，而薛覺先也已被香港高升戲院拉了去。於是關文清在舊金山又致力於發現新的粵劇明星，經過一番尋找，他終於發現了適合上鏡的年輕粵劇演員新靚就和胡蝶影。
新靚就即為後來名震香港影壇的關德興，他亦是廣東開平人，與關文清是同族兄弟，故關文清找他商談時，當即表示樂意參加工作。胡蝶影不過是普通的粵劇花旦，當時沒有名氣，由關德興介紹，也願意無條件合作。主角既定，便研究組織和編寫劇本。關文清還向趙樹燊出謀，組織公司應由小到大，資本暫定一萬元，分作一百股，每股一百美元。公司採取勞資合作辦法，所有重要職員和主角，皆將薪酬來做股份，因有切身關係，可以鼓勵他們努力工作，杜絕浪費，待拍了第一部片，如有成績，然後擴大為有限公司。好萊塢初期的製片公司，均是這樣起家的。同時關文清認為因沒有聘到馬師曾等粵劇名角，就不宜拍舞台戲，因為舞台戲須靠名角的首本戲才有號召力，不如改拍倫理文藝片，加插一幕戲中戲和幾支曲，比較合粵語觀眾口味。於是，大觀聲片公司的第一部粵語有聲影片《歌侶情潮》（1933）在關文清的苦心經營下誕生。該片由關德興、胡蝶影領銜主演，效果甚佳，更合旅美華僑口味，關德興、胡蝶影一舉成為電影界的紅星。
“大觀”的第一部影片打響後，關文清即向羅明佑和趙樹燊兩人建議，由“聯華”投資將“大觀”遷至香港，在港建立一個類似好萊塢式的電影城，大規模製作粵語片，這個宏大的構想立即得到了羅、趙二人的支持。羅明佑建議以“海外聯華”的名義向美國華僑招股，購買設備，實現關文清的宏大構想。隨後，關文清、趙俊堯和劉棣華等人在美國為“海外聯華”招募到3萬多美元的股本，並花去2萬多元購買了一部電影錄音機。為了試機，關文清特別在美國拍攝了粵劇舞台紀錄片《三娘教子》，錄音效果也令人滿意。與此同時，羅明佑在香港租來的位於九龍鑽石山的“陳七花園”，準備用作“海外聯華”的片場，並把“聯華”影星黎灼灼由滬調港，以“海外聯華”的名義拍攝默片《破浪》（1934）,並將影片的一切收入作為“聯華”對“海外聯華”的投資。趙樹燊也在香港利用“聯華港廠”的設備，以“海外聯華”的名義拍攝了默片《難兄》（1934）和《浪花村》（1934）。正當此時，“聯華”內部卻因經濟原因進行了較大的改組，並決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上海拍片，不再拓展海外的其他製片業務。籌備之中的“海外聯華”因此暫被擱置。當關文清帶著電影錄音機從美返港時，羅明佑明確告知他和趙樹燊：“聯華”不再投資“海外聯華”。趙樹燊認為羅明佑違反了“海外聯華”的招股憲章，對他十分不滿。關文清和趙樹燊以及“海外聯華”其他股東商議後，決定不再組建“海外聯華”，但仍將美國“大觀”遷至香港，以大觀影片公司的名義直接在香港設廠拍攝粵語片。1935年，趙樹燊在美國的大觀影片公司總部移師香港，改組成為香港大觀聲片有限公司。關文清則成為“香港大觀”的主創力量。
雖然宏大的電影理想並未現實，但“香港大觀”時期的關文清依然抱著強烈的愛國熱情。1934年，羅明佑與關文清被當時的民國政府派遣赴歐美日考察電影事業。關文清與羅明佑到日本考察時，目睹他們“城市、工廠煙突如林，橫濱、神戶等港灣戰艦雲集”的工業發展現狀，這令他“憶起迫簽廿一條款、淞滬戰爭和瀋陽事變……我想，日人得寸進尺，侵略必無止境。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雖然是個無權無勇的藝員，亦應本著自己所能，盡一點國民義務來救國”。電影藝術家的使命感促使他立即著手拍攝一部影片來喚醒同胞。在考慮影片題材時，關文清想起了革命先驅孫中山著的《建國大綱》中有一段關於築路的話：“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築路’。便利交通，戰時方能急速調兵，平時能運送礦產和各種原料至各處工廠，並疏散出品，以供應各地所需。故必須於最短時間，建成鐵路網。這是國家的生命線”。關文清由此想到，日本人如今已向中國伸出魔掌，如再用軍艦封鎖沿海口岸，水路受阻，抗戰將更加困難，如有鐵路與各鄰國貫通，就可由陸路接受外援。他由是考慮以修築鐵路為主題來拍攝影片。1935年完成考察任務回國後，關文清即動手以“生命線”為題編寫劇本。當時號稱“華南影院大王”的香港院線商盧根慕關文清之名，向他索求劇本，關文清把《生命線》的劇本給他。盧根和其屬下看過後，認為《生命線》的素材太深奧，恐不合粵語觀眾口味，便叫關文清拍鬧劇片《呆佬拜壽》。因為當時出了一部不同類題材的《傻仔洞房》甚為賣座，《呆佬拜壽》就是“食正這條水”，將來必能財源廣進。關文清覺得拍攝這類影片對社會沒有積極意義，便以導演這類影片非自己所長為理由，託辭推卻。隨後，他在趙樹燊的支持下，邀請名演員吳楚帆、李綺年主演，自兼導演拍攝了《生命線》（1935）。該片拍成後，票房甚佳。之後，關文清繼續抗戰愛國電影的拍攝，陸續推出了《抵抗》（1936）、《邊防血淚》（1937）、《公敵》（1938）抗戰三部曲，並參與了經典抗日愛國影片《最後關頭》（1938）的拍攝，成為香港抗戰愛國電影的主創力量。其中《抵抗》鼓吹唯有抵抗才能救國、唯有抵抗才能求生存；《邊防血淚》表現“邊防抗戰、剷除漢奸、大義滅親”的主題。他編導的這些影片，貫串愛國的主題，敢於揭露敵人的凶暴和舊社會的陰暗面，以喚起人們的愛國心和對社會進步的要求，而非一味追求票房價值，隨波逐流。1940—1941年，台兒莊大捷後，關文清又攜紀錄片《台兒莊大會戰》赴美公演，並親自登台演出自編自導宣傳劇《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從軍》。
在拍攝抗日愛國影片的同時，關文清在“香港大觀”也拍攝了一些諷刺舊式婚姻制度的粵語喜劇。這類喜劇片通過表現舊式封建婚姻制度的荒唐來營造喜劇效果，在幽默中有深刻的諷刺與反思，隱喻出打破頑固家庭、反對舊式婚姻、提倡自由戀愛、保障個人幸福的主題內涵。其中較有影響的諷刺喜劇片當數針砭舊式婚姻、提倡美滿姻緣的《摩登新娘》（兩集，1935）。在具體的電影美學手段上，關文清積極探索，他和趙樹燊為代表的一批導演被稱為“洋派”，和同時期以邵醉翁、文逸民為代表的一批被稱之為“土派”導演形成了明顯的分野。關文清式的“洋派”們以“大觀”為製作基地，他們的影片中較多地吸取了一些較新的表現方法，如在影片中加入大量的歌唱，在服裝、道具、舞美、攝影等方面力求時尚和更新等，而且在影片主題方面也追求新潮，注重新觀念的表現，總體上呈現出了“新”的特色。
在此期間，除香港知名導演的頭銜外，在香港影人中具有較高聲望的關文清也充當著代言人的重要角色，積極為香港影人代言請命。1936年，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電影檢查會”提出，為統一國語禁止方言電影的拍攝，該會又在1937年初明令從當年7月1日起執行禁止粵語片拍攝的法令，而且凡在香港拍攝的粵語片，禁止進入內地發行。南京政府的“禁拍令”引起了香港粵語電影人的強烈反對，當時正在杭州拍攝西湖外景的關文清，受香港粵語電影工作者的組織“華南電影協會”的委派，和蔣愛民、曹綺文一起前往南京請願，提出了5條疑問和建議，要求國民政府解除法令。其中前兩條更是道出了香港眾多粵語影人的內心不平：“⑴粵語與其它各省的方言，是我國幾千年歷史的結果，並非影片所造成。若無罪被禁，何以服眾？⑵按廣東全省學校，仍用本地語言授課，大戲依然用粵語詞曲演唱。今兩者不禁，而只禁電影，於理似不公平。”隨著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無暇顧及“禁拍令”的實施，而且抗戰全面爆發後內地資金的電影人才大量南遷，才改變了粵語片的命運。
1941-1959
1941年12月25日，日軍攻陷了香港，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向日軍投降，“黑色聖誕節”開始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香港電影也驟然從繁榮跌入了低谷。然而，日軍控制電影並非讓它徹底死掉，而是要讓電影成為宣傳他們的法西斯政策、美化他們侵略行為的重要工具。日寇先是對部分較有名望的香港影人採取懷柔的拉攏手段，以利誘惑他們拍攝漢奸電影。在香港影壇德高望重的關文清自然成為日本人首先“爭取”的對象。1942年1月21日，關文清、吳楚帆、黃曼梨、白燕、盧敦、謝益之以及南下的胡蝶、京劇大師梅蘭芳等被日軍的“電影報到部”頭目召集到九龍半島飯店，表示要施“仁政”。久居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務禾久田幸助還提出組建“香港電影協會”。之前，禾久田幸助就曾以代購配給糧等辦法，著重對關文清等影界名人進行籠絡，目的在於能使香港電影界聽從他們的意旨，像香港影人聯手創作《最後關頭》那樣，拍攝出日本人策劃的《香港攻略戰》，宣揚他們的“武功”和“仁政”，表達“中日親善、大東亞聖戰、大東亞共榮圈”等美化侵略的主旨。
面對日寇的搶掠和引誘，關文清等出席會議的電影工作者即用沉默來表示反抗。當拍攝《香港攻略戰》和內定人員訊息傳出後，香港影人不願為日本人拍片，引起了一場大逃亡。關文清秘密相約香港影界9位著名編導及演員於1941年農曆除夕暗中搭“白銀丸”輪船往廣州灣(現湛江港)，並在廣州灣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劇5天，受到當地民眾的好評，隨後便各自回鄉。關文清第二次返鄉後在開平中學、越華中學(因戰時從廣州遷入開平赤坎鎮)任高中英語教師。
1945年9月香港光復，關文清於次年返港，並自組山月影片公司，繼續從事電影編導。1947年，“山月”推出了其創業作《復員淚》，這部現實題材影片不僅反映出了日寇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無限災苦，更重要的是表現出了抗戰勝利後國人依然過著貧困的生活，甚至比抗戰時更慘。影片的結尾描寫女主角飽受痛苦，刺激過度，狂奔出畫面便結束，讓觀眾對如何解決劇中人的苦境和如何解決存在於當時社會現實的類似問題作出思考。關文清對此曾感言：“（勝利後）老百姓仍天天在死亡線上掙扎，這是什麼原因呢？是誰給我們這樣的痛苦呢？《復原淚》的劇情，只是把光復期我們眼見的事實，和社會上嚴重的問題，忠實地描寫出來，給社會賢達討論，尋求解決方法，令到老百姓有一天得免飢餓的痛苦。”由於揭露了戰後的社會陰暗面，關文清在編導《復員淚》時，曾為當局所忌，甚至受到恐嚇，但他毫不畏懼，終於把影片拍成，因而享有“無畏導演”的美譽。
《復員淚》之後，“山月”出品了多部影片，關文清更是活躍於香港粵語影壇，編導了大量粵語片，從《復員淚》到1969年執導的最後一部影片《差利捉貓記》，他在戰後共執導了30部影片，其中有6部由他本人編劇。加上戰前的創作，關文清一生共執導了50多部影片，其中20多部由他編劇。這些影片以時裝題材為主，亦有為數不少的古裝片，涵蓋了戰爭、倫理、言情、懸疑、喜劇等多種類型，總體上體現出了關文清愛國進步思想和電影商業價值相統一的創作觀念。這也是香港許多老一代的電影藝術家所共有的電影觀。
關文清一直和內地同仁及政府有著廣泛的接觸和密切的聯繫。1956年，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關文清與香港電影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多人飛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並在懷仁堂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同時被安排到祖國各地參觀。
1960-1995
1960年，66歲的關文清定居美國舊金山市，開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移居美國的關文清並未徹底放下導筒，他於60年代仍為香港的電影公司拍攝了三部影片，並多次赴港，深切關注香港的電影事業。1970年代之後，關文清開始對歷史有了深入的研究，首先是對他所經歷過的香港電影歷史進行專門的蒐集整理，並於1976年出版了《中國銀壇外史》。這部史書流暢通俗，生動有趣，觀點鮮明，思想健康，從側面反映香港電影從無到有，從默片到聲片的整個過程。二三十年代的著名製片人、編導或電影明星如黃柳霜、林妹妹、關德興、吳楚帆、阮玲玉、李綺年等都在他筆下皆栩栩如生。其次，關文清還對中國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1979年，85歲高齡的關文清出版了《中國歷史淺論》一書。他在這本著作中也說明寫作動機：因為在美見到華裔子弟眾多，為了引導他們認識自己原是炎黃子孫，不要數典忘祖，故用通俗的文字，描述中華民族的起源，中國古代社會——特別是唐虞盛世的情況，供在美華裔子弟閱讀，提高民族自豪感。
關文清對中國古典詩詞也有深厚的基礎。晚年他雖息影，當在美、加及國內名勝旅遊時，仍常以詩詞寄情言志。他的後人替他編輯出版了詩集《自鳴集》，收錄了他151首的詩作。他的詩，意境清新，形象鮮明，其中《桂林山水——灕江游》也許最具有代表性：
七日逍遙抵萬金。黃梁夢覺莫重尋。
蓬萊只是虛無境。曷若臨流洗俗心。
晚年的關文清，心中也常牽掛祖國的統一。1982年，關文清在媒體上看到了廖承志致蔣經國期盼兩岸統一的信，當即題詩《讀廖承志致蔣經國函有感》，抒發了他的這種愛國情懷：
“‘卅萬屠城’恨可消！鬩牆仇敵卻難饒？
燃萁煮豆豆全熟！豆種何能再發苗？
其 二
同是軒轅族子孫！為迷主義竟離魂！
若尊民主真愛國！應早和談策共存！
88歲老人關文清悲天憫人的呼聲。”
後一句雖非詩。但卻生動地反映出了詩人憂國憂時的心境。
1995年，101歲高齡的關文清在美國病逝，走完了一個愛國文人的影藝人生。
